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對“完善現代金融監管體系，提高金融監管透明度和法治化水平”作出了專門部署，提出了明確要求。當前金融科技與金融創新快速發展，需要始終處理好金融發展、金融穩定和金融安全的關系，牢牢守住防范風險的底線。金融創新發展，既要借助科技力量，也要認清金融本質，同時加強監管科技建設，不斷完善金融監管體系。

正確認識當前金融形勢

“十四五”時期我國的金融形勢仍然十分復雜。當今世界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內外經濟金融運行環境正在發生深刻變化，金融監管面臨新的嚴峻挑戰。

一是世界經濟仍將處在國際金融危機后的深度調整期。全球長期矛盾和短期問題相互交織，結構性因素和周期性因素相互作用，經濟問題和政治問題相互關聯，加之境外疫情形勢依然嚴峻、部分國家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盛行等不利因素影響，中國不得不在一個更加不穩定不確定的世界中謀求發展。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后，一些國家實施“無限量寬”政策，長期負面影響難以估量。我國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結構性、體制性、周期性問題相互交織，實現高質量發展還有一些短板弱項，加之受到疫情的沖擊，部分企業債務違約風險加大，可能傳導至金融體系，金融領域面臨的困難和風險增多。

二是現代科技持續對金融業態產生巨大改變。科技變革有利于發展普惠金融、提升服務效率，但也使金融風險的形態、路徑和安全邊界發生重大變化。越來越多的傳統金融企業都在加強金融科技的布局，我國金融科技在部分領域位居世界前列，但在風險防控方面沒有現成經驗可以借鑒。由于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高新技術廣泛應用，傳統金融風險的表現形式、傳染路徑發生深刻改變，數據安全等非傳統風險日益突出。與金融科技高速發展的趨勢相比，監管科技水平不高，監管工具和手段難以滿足實際需要。

三是金融體系一些長期形成的隱患并未徹底消除。為應對疫情所采取的一系列宏觀對沖政策十分必要，執行中如遇新的異常情況還可能進一步加大力度，但在資金面寬松背景下，企業、居民、政府都可能增加債務。利率下行一致性預期強化后，有可能助長杠桿交易和投機行為，催生新一輪資產泡沫。一些地方的房地產價格開始反彈，金融資源有可能再次向高風險領域集中。信用較差的借款人可能借延期還款等優惠政策惡意逃廢債務，結構復雜的高風險影子銀行也容易卷土重來。

四是金融監管的專業化水平有待提升。現有法律法規震懾力不足，違法違規成本過低。一些法規專業性操作性不足。金融機構常態化風險處置機制尚待完善。非正規金融體系交易活動缺乏有效約束。社會信用體系不健全，失信懲戒不到位。信息披露機制有效性不夠，信息披露不及時不全面，市場透明度須進一步提高。金融監管的專業化、國際化水平有待提升。金融基礎設施助力監管的有效性不足。高素質監管人才較為缺乏，資金和技術等資源保障亟待充實，地方基層監管力量十分薄弱。

深刻認識監管科技的必要性

在國際金融危機后的深度調整期，科技驅動的金融創新所內含的技術風險、操作風險，甚至可能誘發系統性風險。然而，監管技術匱乏、監管法律滯后和監管理念守舊等問題，以審慎監管、功能監管和行為監管等為核心構建的傳統監管體系和法規無法有效應對去中介、去中心化的金融發展現狀。因此，必須在審慎監管、功能監管和行為監管等傳統金融監管維度以外增加科技維度，從而更好地回應金融科技所內含的風險及其引發的地方金融監管挑戰。

一是應對金融風險新形勢的需要。隨著金融科技的發展，經營環境不斷開放，金融風險形勢更加復雜。例如技術安全漏洞、網絡欺詐風險、數據安全和隱私保護、利用互聯網從事違法違規金融活動等，大大提升了系統性金融風險的識別難度。在此背景下，通過監管科技手段構建現代金融監管框架，研發基于人工智能、大數據等金融監管平臺和工具，采取系統嵌入、應用對接等方式建立數字化監管協議，有效增強金融監管信息的實時性、準確性、可追溯性和不可抵賴性，為及時有效識別和化解金融風險、整治金融亂象提供支撐。

二是完善金融監管體系的需要。在金融科技飛速發展的當下，亟需在審慎監管、功能監管和行為監管等傳統金融監管維度之外增加監管科技的視角與維度，充分利用科技發展帶來的契機，從而解決金融科技監管中“治亂循環”桎梏，在促進金融創新的同時有效控制風險。加強宏觀審慎管理、功能監管、行為監管等領域的制度建設，為更廣范圍、更深層次的應用監管科技奠定制度基礎。加快監管科技標準體系建設，探索建立新技術在金融監管領域應用的適配度和成熟度等測評制度，開展金融科技監管沙盒試點，提升監管科技自身的標準化、規范化水平。

三是促進金融機構合規發展的需要。為了適應日趨嚴格的金融監管要求。避免因不合規帶來的高額罰單，金融機構紛紛加大人力和資金投入力度。金融機構通過監管科技可以全面搜集監管信息，及時掌握監管動向，在最短的時間內響應監管需求。監管科技可以幫助金融機構降低因監管規則變化帶來的轉換成本，提高整個合規系統的靈活性。金融機構通過人工智能與智能學習，不僅能夠助力合規管理流程實現智能化、數字化，也可以降低合規管理的人力成本。金融機構利用大數據技術，能夠全面搜集客戶個人信息和行為數據，實現“精準畫像”，為加強風險控制提供技術支持。

四是補齊地方金融監管短板的需要。第五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后，中央發文進一步明確了地方政府對七類機構和四類場所的監管事權。各地方金融監督管理局建立的非現場監管系統仍然較為粗放，多數仍停留在企業概況、財務數據等表層信息收集和統計，既缺乏交易數據、資金數據的沉淀，也缺少跨部門、跨行業信息集成，風險穿透識別、動態監測預警功能不足，難以實現監管的及時性、穿透性和一致性。必須充分借助大數據、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大力發展監管科技來提升監督能力。

監管科技助力金融監管體系建設

金融是實體經濟的血脈，為實體經濟服務是金融的天職，是金融的宗旨，也是防范金融風險的根本舉措。當前，我國正處于深化金融市場改革發展的關鍵時期，落實全國金融工作會議提出的“服務實體經濟、防控金融風險、深化金融改革”的工作任務，需要打造科技化、透明化與法治化的金融監管體系。

一是強化監管科技的標準化頂層設計。監管科技應用涉及大量的數據、系統和業務規則，標準作為“通用語言”是監管科技規范應用的前提和基礎，是不可或缺的規則。加強監管科技標準化頂層設計，從基礎標準、技術標準、應用標準、管理標準等方面健全監管科技標準化體系。積極推進監管規則數字化關鍵共性標準的制定和實施，統一監管科技數據元，制定貫穿監管數據采集、交互、存儲、自動化處理等各個環節的標準規范。借鑒國際監管科技成果經驗，遵循業界通常做法，在系統設計、場景應用、接口統一等方面做好安全與便利之間的有效平衡，確保監管科技應用規范的先進性與可操作性。

二是強化監管科技與現有金融監管政策有效銜接。監管科技作為金融監管的新范式，并沒有改變監管的本質，而是傳統金融監管方式的有益補充。因此要在堅持依法合規、保持政策連續性的基礎上，著力加強監管科技與現有金融監管體系的有效銜接。在法律層面，堅持立法與監管科技應用相適應，加快完善監管科技相關法律法規，通過立法明確監管科技應用基本原則，完善監管數據安全管理要求，為做好數據自動化采集、風險智能化分析等工作提供法律保障。在制度層面，圍繞科技與監管深度融合的新特點，優化金融統計指標體系，分業態、分市場細化監管數據粒度、采集范圍等，進一步完善金融監管框架。

三是強化監管科技對金融基礎設施的支持保障。持續推動金融市場和基礎設施互聯互通，不斷提升清算、結算、登記、托管等系統專業化水平。強化監管科技運用，加快金融業綜合統計和信息標準化立法。抓緊建設監管大數據平臺，全力推動監管工作信息化、智能化轉型。穩步推進金融業關鍵信息基礎設施國產化，防范金融網絡技術和信息安全風險。強化基礎設施監管和中介服務機構管理，金融科技巨頭由于帶有關鍵基礎設施的特點，攸關公眾利益，需要在把握包容審慎原則的基礎上，采取特殊的創新監管辦法，在促發展中防風險、防壟斷。

四是強化監管科技對地方金融風險監測預警。在金融與科技結合更加緊密的背景下，靠傳統“人防”監管模式已經滯后于金融創新。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新技術已逐步在金融監管領域發揮著越來越多的作用。地方金融監管資源不足也促使監管機構借用科技手段增強監管效率，轉變線下為線上、轉變粗放到精準、轉變“一過式”到實時監測的新型監管模式。北京應用冒煙指數+圖譜分析+風險大腦(金融風險駕駛艙)“三合一”金融風險監測預警體系，深圳打造海豚指數+監管平臺+“靈鯤”大數據安全平臺，能夠分級分類量化風險，有效提升風險預警能力和案件前期核查研判效率，對非法集資、非法吸儲和金融詐騙各種違規變相投融資活動保持高度警惕。

五是強化監管科技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監管科技要堅持主動作為，利用科技手段，防范和化解各類金融風險，維護金融體系穩健運行。在支持金融創新的同時，嚴防壟斷、嚴守底線，維護市場秩序，促進公平競爭。要發揮監管引領作用，推動金融業著力抑虛強實，履行社會責任，強化普惠金融、綠色金融，更好實現市場價值和社會價值統一。全力保護消費者合法權益，切實維護人民群眾財產安全和社會穩定。

(中國農業銀行總行投資銀行部 李放)